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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埗的旧公寓楼里，十六岁的黄家驹蜷缩在堆满吉他教材的狭小书桌前。窗外霓虹透过斑驳玻璃，在他布满茧子的指尖投下细碎光影。这是他用送报纸攒了三个月工资换来的二手红棉吉他，琴颈上还残留着前任主人刻下的模糊字母。
"又在折腾这破琴？"父亲黄仲贤收工回家，制服上还沾着消防救援时的烟灰，"隔壁阿明考上警校，你倒好，天天抱着木头疙瘩..."话音未落，黄家驹己拨动琴弦，青涩的《Yesterday》旋律在局促的空间里流淌。母亲陈素霞悄悄把刚蒸好的鸡蛋糕放在儿子桌上，这个总爱躲在阁楼角落的孩子，眼里闪烁着与父亲截然不同的炽热光芒。
同一年，十五岁的叶世荣在荃湾一家琴行打工。他常趁老板不注意，偷偷拆开鼓套研究内部构造。某次调试军鼓时，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吸引了进店的少年——那是背着吉他的黄家驹，为寻找合适的琴弦而来。两人因对节奏的痴迷一拍即合，在琴行仓库里用纸箱和饼干盒搭建起简陋的鼓组，敲出了Beyond最初的节拍。
1983年的地下乐队大赛前夕，贝斯手刘志远因家庭压力退出。黄家驹在茶餐厅偶然遇见正在帮衬家族五金店的亲弟弟黄家强。彼时的黄家强还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，用铅笔在账本背面涂鸦贝斯谱。当黄家驹把贝斯塞进他怀里时，这个内向的少年手指颤抖着按下第一个和弦，潮湿的空气里瞬间炸开激昂的音符。
比赛当晚，旺角地下酒吧"明爱中心"挤满躁动的年轻人。前几支乐队翻唱着张国荣的抒情金曲，首到Beyond登台。黄家驹的破洞牛仔裤在聚光灯下格外刺眼，他抱着那把贴满胶布的电吉他，用沙哑的嗓音吼出原创歌曲《大厦》。黄贯中，这个刚从香港理工设计系辍学的热血青年，用颤抖的手指拨出撕裂般的solo，琴弦在他掌心勒出深红血痕。
评委席上，陈健添的钢笔突然折断。这个曾发掘达明一派的经纪人，被舞台上那股近乎野蛮的生命力击中。散场后，他在后台拦住满身汗水的乐队成员："我要你们签给Kinn's Music，不是因为你们弹得有多好，而是..."他顿了顿，望向黄家驹发亮的眼睛，"这双眼睛里有整个香港乐坛都没有的东西。"
霓虹夹缝中的呐喊，1986年冬夜，Beyond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录音室里录制《再见理想》。黄家驹裹着破旧的军大衣，对着话筒反复调整呼吸。隔壁传来谭咏麟新专辑的打榜曲，欢快的旋律与他们压抑的创作氛围形成残酷对比。
"家驹，副歌部分能不能柔和点？"制作人第三次按下暂停键，"现在的市场不吃这种苦大仇深的调调。"黄家驹沉默片刻，突然扯掉围巾："如果音乐要跪着唱，那还不如不唱！"录音室陷入死寂，只有叶世荣的鼓棒无意识敲击着椅子扶手。
这张自费录制的专辑最终只卖出两千张。当黄家强看着堆积在仓库的滞销唱片时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："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选错了？"黄家驹却把吉他背得更紧："他们不懂没关系，十年后，二十年后，总有人会听见我们的声音。"
转机出现在1988年。《大地》的Demo被电台DJ偶然听到，歌曲中融合的民乐元素与家国情怀，像一把利刃刺破当时泛滥的靡靡之音。打榜第三周，Beyond第一次登上TVB的音乐节目。黄家驹站在华丽的舞台上，身后大屏幕滚动着长城的影像，他握紧话筒的手青筋暴起："在那些嘲笑我们的人眼里，这或许只是首不合时宜的歌，但对我们来说——"他突然摘下墨镜，"这是香港青年的脊梁！"
然而成功带来的不仅是掌声。唱片公司开始频繁干涉创作，要求加入更多"抓耳"的旋律和甜腻的歌词。某次会议上，高层把一份写满"市场调研数据"的文件甩在桌上："现在年轻人就爱听恋爱脑的歌，你们为什么非要写什么理想、抗争？"黄家驹攥着文件的手指关节发白，最终将纸揉成一团："如果音乐要迎合无知，那我宁愿它永远小众。"
1990年，《光辉岁月》的诞生成为转折点。这首歌本是为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曼德拉而作，却在香港引起空前共鸣。当黄家驹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"风雨中抱紧自由"时，旺角街头的出租车司机自发鸣笛应和，写字楼里的白领停下手中工作轻声哼唱。但辉煌背后，是乐队与资本更激烈的对抗——公司要求将专辑名字改为《爱上浪漫》，遭到Beyond全员拒绝。
东京涩谷的雨夜，1992年，成田机场的自动门在黄家驹面前缓缓打开。东京的空气裹挟着潮湿的寒意，与香港的闷热截然不同。他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，行李箱里装着未完成的《海阔天空》曲谱，口袋里还留着香港最后一场演唱会的票根。
在日本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难。唱片公司为他们安排的宿舍位于郊区，狭小的房间里，西张高低床几乎占据全部空间。每天清晨五点，西人挤在破旧的面包车里，颠簸两小时前往录音棚。日方制作人指着监控屏幕，用生硬的英语咆哮："你们的音乐太东方，要改！要像X Japan那样！"
最痛苦的是创作限制。黄家驹在日记里写道："他们给我一个塑料模具，说这才是畅销音乐的形状。可我的音乐是活着的，会流血会呼吸，怎能被禁锢在模具里？"某次录制广告歌时，他终于爆发，当着制作人的面砸毁了精心调试的效果器。
但困境反而激发了创作灵感。深夜的涩谷街头，黄家驹抱着吉他游荡，霓虹灯在他脸上投下鬼魅的光影。当《海阔天空》的旋律在居酒屋的角落响起时，正在喝闷酒的黄贯中突然抓住他的手："就是这个！这才是我们要的自由！"
1993年5月，Beyond在日本武道馆举办演唱会。现场坐满挥舞荧光棒的日本歌迷，当《海阔天空》的前奏响起，看台上突然爆发出中文合唱。原来，数百名香港歌迷自发组团飞到东京，他们举着自制的灯牌，声音响彻整个场馆。黄家驹在台上哽咽失语，泪水混着汗水滴落在吉他上。
然而，命运的齿轮在6月24日无情转动。录制综艺节目时，临时搭建的舞台突然坍塌。黄家驹坠落的瞬间，脑海中闪过的是香港深水埗的月光、红磡体育馆的欢呼，还有那首未完成的新歌。当救护车呼啸而过，东京的雨夜被警笛声撕裂，整个亚洲乐坛陷入震惊与悲恸。
1994年，Beyond在香港红磡举办"二楼后座"演唱会。舞台中央的空椅子上，静静摆放着黄家驹的吉他。黄贯中抚摸着琴身的裂痕，想起那个总爱半夜拉着他讨论音乐的身影。当《情人》的旋律响起，看台上此起彼伏的荧光棒汇成星河，却再也照不亮那个永远缺席的主唱。
乐队重组后，音乐风格发生微妙变化。黄家强开始尝试电子音乐元素，在《请将手放开》中加入迷幻音效；黄贯中则走向更硬朗的金属摇滚，《我是愤怒》的吉他riff震耳欲聋。但媒体的评价如冷水浇头："没有家驹的Beyond，不过是模仿者。"
矛盾在2000年爆发。录制专辑《不见不散》时，黄家强与黄贯中在编曲上产生严重分歧。录音室里，两人激烈争吵，摔门而去的黄家强在走廊撞见叶世荣。鼓手默默递上一杯凉茶："家驹走后，我们都在找新的方向，可..."他望向窗外的维多利亚港，"有些方向，注定只能一个人走。"
个人事业的发展加剧了乐队的分裂。黄家强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Be Right Back》，主打歌《长空》登顶各大排行榜；黄贯中在电影《无间道2》中饰演摇滚歌手，获得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。当媒体开始用"单飞比组合更成功"来形容他们时，三人在庆功宴上相对无言，各自面前的香槟气泡缓缓升起又破灭。
最后的告别与永恒的回响2005年，Beyond宣布举办世界巡回告别演唱会。消息一出，黄牛票在半小时内售罄。首场香港红磡，当舞台灯光亮起，黄贯中、黄家强、叶世荣并排站在熟悉的舞台上，仿佛时光倒流。但观众席里那个永远空着的位置，提醒着所有人有些缺口永远无法填补。
巡演途中，三人逐渐打开心结。在马来西亚站后台，黄家强突然拿出泛黄的乐谱："这是家驹去世前写的demo，一首没勇气完成..."黄贯中接过纸张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让他眼眶发热。当晚，他们即兴改编这首遗作，当"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"的歌声响起，台下万名歌迷同时亮起手机灯光，如同银河倾泻。
最后一场北京演唱会，天降大雨。积水的工体场内，歌迷们高举雨伞合唱《海阔天空》。叶世荣的鼓点混着雨声，黄家强的贝斯线穿透雨幕，黄贯中沙哑的嗓音里带着释然："谢谢你们陪我们走过这段路，Beyond的故事没有终点，因为——"他指向天空，"音乐永远自由。"
乐队解散后，三人走上不同道路。黄家强致力于培养新人，创办音乐学校；黄贯中继续摇滚创作，在音乐节上依然保持着炽热的台风；叶世荣则投身公益，用音乐为弱势群体发声。但每当《喜欢你》的旋律在街头响起，总有人驻足聆听，眼中泛起泪光。
2023年，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Beyond专题展。泛黄的演出服、布满划痕的吉他、手写的乐谱，无声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展厅角落，循环播放着1991年红磡演唱会的片段，黄家驹在舞台上张开双臂："我们的理想，是带香港的音乐走向世界！"
参观者中，有白发苍苍的中年夫妇，有抱着吉他的少年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乐迷。他们或驻足凝视，或轻声哼唱，在这个属于摇滚的空间里，时间仿佛静止。正如墙上的留言所说："Beyond从未解散，他们的音乐，永远在每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中回响。"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