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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给养父张建民治病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音乐学院深造机会。
接下来的两三年里，像陀螺一样打着几份零工，早晨六点就要帮市场肉摊李老板给餐厅送肉，送完肉中午送外卖，周末下午去琴行助教，工作日下午琴行没有助教课，则在医院陪护养父，到了晚上便去酒吧驻唱，用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支撑着那个摇摇欲坠的家。
顶尖的音乐才华在生活的重压下无声地磨损，成为明星的梦想在柴米油盐的磋磨中褪色成墙上泛黄的海报。
二姐张嘉兰去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火锅店当服务员，除了工作，更多的时间是在医院照顾父亲张建民。
大姐张嘉梅则同时做着三份工，她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，白天在超市收银，晚上去二姐张嘉兰的餐厅洗碗，深夜还要接一些缝纫活。
母亲郭燕芳则一个人支起了全部的农活和家务。
老三张嘉玉还在读大学，家里默契地继续瞒着她，只告诉她父亲是慢性肺炎，需要调养。
他们拼命地赚钱，拼命地省。张晓白的手掌磨出了厚茧，张嘉兰的脚底磨出了血泡，张嘉梅的腰疼得首不起来，可他们谁都不敢停下。
医院的账单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每一次缴费都像在和时间赛跑。
一年后，张嘉玉毕业了。 她兴冲冲地回到家，却发现家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医院的缴费单静静地躺在桌上。她颤抖着拨通了大姐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才传来张嘉梅沙哑的声音："爸……是肺癌晚期。"
张嘉玉瘫坐在地上，眼泪砸在地板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她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每次打电话回家，父亲的声音总是那么虚弱；为什么大姐总说"家里一切都好"；为什么弟弟在家里基本不弹钢琴了。
她冲到医院，看到父亲瘦得几乎认不出来，眼眶凹陷，呼吸微弱。她跪在病床前，握住父亲的手，哭得像个孩子。 "爸……对不起，我不知道……" 父亲微微睁开眼睛，艰难地笑了笑："傻孩子……别哭，爸没事。"
可他们都知道，时间不多了。
又过了一年，父亲还是走了。
那天清晨，阳光很好，父亲难得清醒了一会儿，看着围在床边的西个孩子，轻轻地说："你们……要好好的。" 然后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姐弟西人站在病房里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张嘉梅最先崩溃，跪在地上痛哭；张嘉兰死死咬着嘴唇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；张嘉玉抱着父亲的遗体，浑身发抖；张晓白站在窗边，拳头攥得发白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却感觉不到疼。
他们给父亲选了一块墓地，在平北山上。那里视野开阔，能看见远处的山峦和水库，父亲生前曾说，他喜欢高的地方。
下葬那天，天空飘着细雨。
姐弟西人撑着黑伞，站在新立的墓碑前。碑上刻着父亲的名字，还有一行小字："慈父张建民之墓"。
张嘉梅轻轻放下父亲生前最爱喝的酒，低声说："爸，我们来看您了。"
张嘉兰把一束白菊放在墓前，眼泪砸在花瓣上："爸，您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。"
张嘉玉跪在湿冷的泥土上，额头抵着墓碑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张晓白站在最后，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——那是他当年撕掉的录取通知书碎片。
他蹲下身，把纸片放在墓前，声音沙哑："爸……对不起，我没能去音乐学院。"
风轻轻吹过，纸片微微颤动，像是在回应他。
雨越下越大，可谁都没有离开。
他们静静地站着，仿佛父亲还在身边，还会像从前一样，拍拍他们的肩膀，笑着说："别怕，有爸在。" 可是，再也没有了。
雨幕中，张晓白终于哭了出来。他跪在泥泞的地上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张嘉梅走过来，紧紧抱住他，姐弟西人就这样，在父亲的墓前，哭成一团。
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像是一幅模糊的水墨画。
他们知道，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人会在他们跌倒时伸手扶起他们，再也没有人会在深夜里为他们留一盏灯。
但父亲的爱，会像平北山上的风，永远陪伴着他们。 "爸，我们回家了。"
雨停了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墓碑上，温暖而安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