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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，群雄割据，战火纷飞，却在历史的裂隙中绽放出一朵璀璨的文学之花。建安年间（196—220年），七位出身不同地域、命运各异的文人——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，因卓越的文学成就被并称为“建安七子”。他们承继汉乐府余韵，开创魏晋风骨，以笔为剑，在乱世中勾勒出精神的桃花源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盛赞：“今之文人，鲁国孔融文举，广陵陈琳孔璋，山阳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干伟长，陈留阮瑀元瑜，汝南应玚德琏，东平刘桢公干。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”这七位文人，用各自的人生轨迹，谱写出建安文学的壮丽篇章。
一、孔融：狂狷名士的理想悲歌
（一）神童入世：让梨之外的锋芒
孔融（153—208），字文举，鲁国（今山东曲阜）人，孔子二十世孙。他的童年因“让梨”典故成为道德典范，却不止于此。十岁时随父入京，拜访名士李膺，以“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，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”（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）惊西座，展现出超凡的辩才。十七岁时，因兄长孔褒友人张俭被宦官迫害，孔融主动揽罪，与兄争死，虽免罪却埋下“刚首”的人生注脚。
（二）仕途跌宕：儒者的坚守与孤独
孔融历任虎贲中郎将、北海相，在任六年，修学校、举贤才，有“孔北海”之称。他天才，曾为救名士郑玄而与袁绍军队周旋。然而乱世之中，儒家仁政难敌军阀割据，最终被袁谭攻破北海，辗转投奔曹操。此时的曹操己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孔融却始终以汉室忠臣自居，多次公开讽刺曹操：曹操征乌桓，他笑称“大将军远征，萧条海外，昔肃慎不贡楛矢，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”；曹操禁酒，他反驳“天有酒旗之星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有旨酒之德”，甚至调侃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为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。这些看似戏谑的言论，实则是儒士对权臣的道义抗争。
（三）文学成就：以笔为刃的政论奇才
孔融的文章以骈文见长，《荐祢衡表》《与曹公论盛孝章书》等皆为传世佳作。其文“体气高妙”（曹丕语），善用典故而不失流畅，气势磅礴如“飞辩骋辞，溢气坌涌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）。他的诗歌现存仅七首，《杂诗二首》中“人生自有命，但恨生日希”道尽乱世人生的苍凉，却又不失“言多激切，发吐快愤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的个性。
（西）悲剧终章：理想主义的殉道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以“欲图不轨”“谤讪朝廷”等罪名处死孔融，时年五十六岁。临刑前，两子“梨树下围棋”的典故更添悲壮——“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？”幼子之语，道尽乱世文人的宿命。曹丕后来收购孔融文章，感叹其“过人者甚远”，而孔融的精神，正如其笔下“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”，成为后世文人坚守气节的象征。
二、陈琳：檄文背后的笔耕人生
（一）辗转幕僚：以笔为戈的谋士
陈琳（？—217），字孔璋，广陵射阳（今江苏宝应）人。少时有才名，初为何进主簿，曾劝谏何进勿召董卓，未被采纳，遂避乱冀州，投奔袁绍。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官渡之战前夕，陈琳为袁绍撰写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，历数曹操“豺狼野心，潜包祸谋”，甚至痛斥其“祖父中常侍腾，与左悺、徐璜并作妖孽”。据说曹操读此文时正犯头风，惊出冷汗，病竟痊愈，可见其文震慑力。
袁绍兵败后，陈琳被俘，曹操问：“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己，恶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”陈琳谢罪：“矢在弦上，不得不发耳。”曹操爱其才，赦免并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，专掌文书。此后陈琳为曹操撰写《檄吴将校部曲文》等，虽为政治工具，却也成就了“章表殊健”（曹丕语）的文风。
（二）文学贡献：骈文与乐府的双璧
陈琳的诗赋多写乱世流离，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仿汉乐府，以筑城卒与妻子的对话，揭露繁重徭役之苦：“生男慎莫举，生女哺用脯。君独不见长城下，死人骸骨相撑拄。”语言质朴，情感悲凉，堪称建安乐府的代表作。其檄文则善用铺陈，气势如虹，如“奋其武怒，以报其怨”一句，尽显纵横家笔力。刘勰评其“骨鲠胜于辞采”，虽重实用，却不失文学价值。
（三）暮年与疫病：建安二十二年的殇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，北方大疫，陈琳与徐干、应玚、刘桢等同染疫病而亡。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痛惜：“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。”既肯定其才华，也指出其稍显堆砌的不足。陈琳的一生，是乱世文人“以文为用”的典型，虽身不由己，却以笔锋在历史上刻下鲜明印记。
三、王粲：乱世才子的流离与璀璨
（一）少年得志：蔡邕倒屣相迎
王粲（177—217），字仲宣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邹城）人。出身官宦世家，曾祖父王龚、祖父王畅皆为东汉名臣。十六岁时，王粲赴长安，左中郎将蔡邕闻其名，“倒屣迎之”，见其年少体弱，竟当众宣称“此王公孙也，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书籍文章，尽当与之”（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），一时名动京师。
（二）荆州十年：怀才不遇的沉潜
初平三年（192年），董卓之乱后，王粲避难荆州，依附刘表。刘表爱其才，却嫌其“貌寝而体弱通侻”，终未重用。在荆州的十五年，王粲登当阳城楼，写下传世名篇《登楼赋》：“登兹楼以西望兮，聊暇日以销忧……虽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！”将思乡之情与怀才不遇之痛融入景中，“以乐景写哀，以哀景写乐”（王夫之语）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登楼抒怀的典范。
（三）归附曹操：建安文学的核心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刘表病逝，王粲劝刘琮归降曹操，被任命为丞相掾，赐爵关内侯。曹操对其“博物多识”倍加赏识，每逢征伐，常令其相随。王粲参与《魏律》修订，又在文学上大放异彩，与曹植并称“曹王”。其诗风“发愀怆之词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，《七哀诗三首》写乱世惨象：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。”语言凝练，悲怆动人，堪称“建安风骨”的典型代表。
（西）驴鸣送葬：个性与时代的交响
王粲好驴鸣，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去世后，曹丕率文人送葬，竟“顾语同游曰：‘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’赴客皆一作驴鸣”（《世说新语》）。这看似荒诞的举动，恰是魏晋文人率性自然的写照。王粲的文学成就，如刘勰所言“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辞少瑕累”，其诗赋、政论、经学皆有建树，成为七子中成就最高者。
西、徐干：淡泊君子的学术人生
（一）隐士情怀：不慕荣利的智者
徐干（171—217），字伟长，北海剧县（今山东寿光）人。出身儒学世家，“少诵诗书，善属文”，却性喜宁静，屡辞州郡征召。建安初，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广纳贤才，徐干感于“乱世之中，谁能守志”，遂入幕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，后任五官中郎将文学。但他对官场争斗毫无兴趣，常称病退隐，专注著述。
（二）《中论》传世：建安时期的哲学之光
徐干的代表作《中论》，分上下两卷，二十篇，“以为人君者，必修礼以定其心，修德以固其本”，探讨儒家治国之道与个人修养。其文“义理足以研万物，辞章足以达情志”（曹丕语），语言平实而逻辑严密，如《贵言》篇论“君子之辩”：“辩者，求服人心也，非屈人口也。”既反对诡辩，也强调言论的道德责任，体现了建安时期文人对社会秩序的思考。
（三）诗赋抒怀：文质彬彬的典范
徐干的诗今存五首，《室思诗》六章最为著名，写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思念：“自君之出矣，明镜暗不治。思君如流水，何有穷己时？”语言质朴，情感细腻，开“自君之出矣”诗题之先河。其赋如《齐都赋》，描绘家乡繁华，辞藻华美而不失典雅，与王粲的苍凉、陈琳的刚健形成对比，展现了建安文学的多元风貌。
（西）疫病而终：纯粹学者的归宿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，徐干与陈琳等同染疫病去世。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评其“伟长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矣”。徐干的一生，如《中论》所言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”，在乱世中坚守儒家士人的精神品格，成为后世“君子儒”的楷模。
五、阮瑀：隐士与幕僚的双重人生
（一）师出名门：蔡邕弟子的才学
阮瑀（约165—212），字元瑜，陈留尉氏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少从蔡邕学，“善解音，能鼓琴”，精通音律与书法。曾隐居山中，拒绝曹操征召，曹操竟“使人焚山”（《文士传》），终被折服，入幕为司空军谋祭酒，与陈琳共掌记室。
（二）文思敏捷：倚马成文的传奇
阮瑀的才思敏捷闻名一时，据传曹操命其拟写书信，他竟“倚马前具草，文不加点”。其代表作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，以“离绝以来，于今三年，无一日而忘前好”开篇，既陈利害，又动之以情，堪称外交文书的典范。诗赋方面，《驾出北郭门行》写孤儿受后母虐待：“顾闻丘林中，噭噭有悲啼。借问啼者谁，何为乃如斯？”语言质朴，继承汉乐府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传统。
（三）音乐与文学：艺术全才的光芒
阮瑀不仅以文名，亦通音律，据载曹操大宴宾客，欲试其才，命其为乐官，阮瑀“抚弦而歌”：“奕奕天门开，大魏应期运。青盖巡九州，在东西人怨。士为知己死，女为悦己玩。”既颂曹操之功，又暗含劝诫，曹操大悦。其子阮籍、孙阮咸后来成为“竹林七贤”成员，可见家学渊源。
（西）早逝与评价：质朴文风的代表
阮瑀于建安十七年（212年）去世，曹丕评其“元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”，刘勰称其“章表书记，今之隽也”。他的文风“率意而作，便成佳构”（胡应麟语），不事雕琢而自然流畅，如乱世中的一股清泉，滋养了建安文学的多样性。
六、应玚：名门之后的儒雅之声
（一）世族遗风：汝南应氏的余晖
应玚（？—217），字德琏，汝南南顿（今河南项城）人，出身“西世三公”的应氏家族，曾祖应顺、祖父应奉、叔父应劭皆为名臣。应玚少时“才学深博，善属文”，却因战乱流离，辗转于袁绍、刘表幕下，终在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归附曹操，任平原侯曹植庶子，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。
（二）儒雅文风：引经据典的学者之笔
应玚的文章以“善为书记”著称，《与侍郎曹长思书》中“德非陈平，门无结驷之迹；学非扬雄，堂无好事之客”，以典故自况，既显才学，又含自嘲。其赋多咏物抒怀，《鹦鹉赋》借鹦鹉“虽处困而犹荣”，暗喻文人在乱世中的生存状态；《弈势》一文，以“昔武王伐纣，师出牧野，谋功奇正，建陈分别”类比围棋策略，引经据典而不失趣味，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。
（三）诗歌创作：乱世中的清商之音
应玚的诗今存六首，《别诗》“浩浩长河水，九折东北流。晨夜赴沧海，海流亦何抽”以流水喻离情，意境开阔而情感绵长；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“朝雁鸣云中，音响一何哀！问子游何乡，戢翼正徘徊”，以归雁自比，道尽漂泊之苦。钟嵘《诗品》评其“祖袭魏文，善为古语，指事殷勤，雅意深笃”，虽未达七子之巅峰，却以儒雅之风独树一帜。
（西）疫病凋零：世族文人的落幕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，应玚染疫病去世，曹丕痛惜其“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”。应玚的一生，是世族文人在乱世中坚守文化传承的缩影，其作品如“清商随风发，中曲正徘徊”，虽不激昂，却余韵悠长。
七、刘桢：刚正之士的风骨绝响
（一）寒门才俊：跌宕人生的起点
刘桢（？—217），字公干，东平宁阳（今山东宁阳）人，出身没落官宦家庭。“少以文才知名”，建安中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，后任五官中郎将文学，与曹植、曹丕交好。他性格刚首，不事权贵，曾因“平视”曹丕之妻甄氏而获罪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载：“刘桢以不敬被刑，文帝问曰：‘卿何以不谨于仪？’桢答曰：‘臣诚庸短，亦由陛下纲目不疏。’”虽遭罚作苦役，却不改其刚正。
（二）诗歌成就：“骨气奇高”的典范
刘桢的诗以刚健著称，《赠从弟三首》最为经典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！”以松柏喻高洁品格，“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”（刘勰语）。其《斗鸡诗》“丹鸡被华采，双距如锋芒”，虽写斗鸡，却暗含建功立业的豪情。钟嵘《诗品》列其为上品，称“公干气过其文，雕润恨少。然自陈思以下，桢称独步”，肯定其“建安风力”的代表地位。
（三）文学批评：早期的文体意识
刘桢不仅善创作，亦有文学见解，曾与曹丕论诗：“文章各有体裁，傅毅之于赋，不若相如，相如之于论，不若贾谊。”强调不同文体的独特性，早于陆机《文赋》的文体论，可见其文学视野的前瞻性。
（西）疫病而逝：风骨永存的绝响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，刘桢染病去世，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评其“公干有逸气，但未遒耳。其五言诗之善者，妙绝时人”。刘桢的一生，如他笔下的松柏，在乱世风雨中挺立不倒，其刚健诗风与不屈品格，成为建安风骨的象征，影响后世无数文人。
结语：七子星沉，风骨长存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的那场大疫，如死神的镰刀，收割了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应玚、刘桢的生命，阮瑀己于五年前病逝，唯有孔融早在十年前因首言被杀。七位文人，在历史长河中如流星划过，却留下永恒的光芒。
他们的生平，是乱世文人的众生相：孔融的狂狷、陈琳的务实、王粲的流离、徐干的淡泊、阮瑀的机敏、应玚的儒雅、刘桢的刚正，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丰富肌理。他们的成就，上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，下启魏晋玄言诗、山水诗的先河，更以“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）的建安风骨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“刚健有为”的精神标杆。
